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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證人如何愿出庭敢出庭?細化過程保護

2019-10-17 11:19  來源:法制日報  責任編輯:郭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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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確定必須出庭證人范圍

加強強制證人出庭制度運用

規定親屬免證允許自愿作證

不斷完善證人出庭保障機制

□法制日報全媒體記者張晨周斌

10月14日,備受關注的孫小果再審案件開庭審理。庭審中,檢察員申請了兩名證人遠程視頻作證,一名鑒定人出庭作證,并就孫小果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證據及法律適用等發表了出庭意見。法庭依法保障了證人的隱私權。

證人是刑事訴訟的重要參與人,影響到審判機關對案情的認識乃至判決結果,在補強指控證據、防范冤錯案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完善證人出庭制度是其中重要一環。

然而,證人出庭率低一直是我國刑事審判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如何提升證人出庭率?多位司法實務人士和專家學者近日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給出了建議。

證人出庭率整體而言仍較低

目前,就全國而言,證人出庭率整體仍然較低。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發布的《2016-2018年刑事案件證人出庭作證審判白皮書》顯示,2016年至2018年,上海二中院共審理一審、二審刑事案件4049件,有證人出庭作證的45件,占比1.1%。

山東法院以2016年至2018年審結的刑事案件為樣本,對證人、鑒定人出庭情況進行專題統計分析發現,證人、鑒定人出庭案件共693件,出庭率僅為0.32%。

“證人出庭作證,接受控辯雙方質詢,是庭審功能得以發揮的重要條件。”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呂紅兵說,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的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

呂紅兵認為,上述規定賦予了法院較大的權力,法院一旦拒絕證人出庭作證,辯護人就無法在庭審中對證人進行詢問,進而影響辯護作用的發揮。

“證人不出庭,法庭依據控方提交的書面證言對事實予以認定,使辯方喪失了對證人當庭質疑和反駁的機會與可能,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可能淪為形式,程序公正亦難獲得體現。”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鄭曦說,證人出庭作證是保障辯護權的重要內容,否則,證人所作書面證言的真實性難以保障,部分案件事實就無法查明,存在導致案件發生實體錯誤的風險。

為此,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規定完善對證人、鑒定人的法庭質證規則;落實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提高出庭作證率。明確要健全證人保護工作機制,對因作證面臨人身安全等危險的人員依法采取保護措施;建立證人、鑒定人等作證補助專項經費劃撥機制;完善強制證人到庭制度。

不斷加大證人出庭保障力度

“在案多人少的情況下,以前不少法官對證人出庭的積極性并不高,因為證人出庭讓庭審程序變得復雜,增加了庭審時間,影響審判效率。”從事刑事審判工作13年的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劉礪兵坦言,司法責任制的進一步落實,讓法官必須做出改變。

近兩三年來,不管是劉礪兵個人還是朝陽法院承辦的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都呈上升趨勢。最近這一年,他本人辦理證人出庭案件10件,約占辦案總數的5%。

劉礪兵認為,證人出庭率的上升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司法機關的辦案理念不斷更新,更加注重直接言辭證據;司法責任制倒逼,法官要對承辦案件的質量終身負責;新類型案件和復雜案件越來越多,證人出庭的必要性增加;法院對證人出庭的保障力度不斷加大。

劉礪兵介紹說,近年來,司法機關積極探索證人出庭權益保障制度,出臺證人出庭規范性文件,與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形成對證人出庭保護的合力;設立專項資金,確保證人出庭經濟補助落實到位;嘗試通過技術手段對出庭證人的模樣、聲音等進行特殊處理,保護證人信息及人身安全。

為了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各地不斷探索證人出庭作證新方式: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法院發出證人保護禁止令,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西夏區人民法院建成特別作證室,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采用遠程技術手段保護專家證人出庭作證……

浙江溫州法院大力推進偵查人員、鑒定人、證人出庭作證工作,近年來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不斷提升,曾被最高法工作報告點贊。在審理張某某販賣毒品案中,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4名偵查人員出庭說明其搜查、扣押毒品的經過,為保護偵查人員的個人身份信息,4人均在遠程作證室用視頻方式出庭作證。瑞安市人民法院在審理陳某受賄案中,患病在醫院醫治的行賄人通過遠程視頻方式作證,對法庭認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實起到關鍵性作用。

細化保障證人出庭配套措施

證人出庭率整體較低的原因有哪些?

劉礪兵分析認為,一方面,很多證人不愿意出庭既有人情社會的考慮,也有利益及風險的衡量。這無可厚非,法官受到當事人威脅、報復的情況都不鮮見,何況證人。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中對證人出庭的規定比較原則,操作性不強。比如實踐中,法官讓目擊者出庭作證往往要做大量工作,對于堅決不愿出庭作證的也無可奈何,因為刑訴法中強制證人出庭的制度幾乎沒有被激活過。

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真正實現以審判為中心,需要相應的配套機制對證人出庭制度形成支撐。鄭曦認為,要改變當前證人出庭制度存在的困境,應通過重新確定必須出庭證人的范圍,明確證人無需出庭的案件類型,加強強制證人出庭制度的運用,規定完整的親屬免證特權并允許其自愿作證,完善證人保護和經濟補償等證人出庭保障機制,將偽證罪的適用限于故意作出的庭上偽證等六個方面的改革措施,對這項制度加以完善,從而符合庭審實質化的要求。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周光權在2019年全國“兩會”上提出五項具體建議,呼吁“兩高”采取有力措施,大幅度提高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這五項建議是:盡快出臺證人出庭的司法解釋,建立健全證人強制出庭、補償、保護等一系列制度;明確證人必須出庭的案件類型;明確“關鍵證人”概念;建立證人出庭權利保障配套措施;完善對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制裁措施。

劉礪兵認為,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中央政法各單位應聯合出臺法律文件,明確各自職責;各部門應設立專門機構,由專業化人員承擔這項工作,包括對證人的保護、補助以及出庭作證指導服務等;同時加大宣傳力度,讓群眾了解出庭作證是公民的義務,提升法治意識。

“對于定罪量刑爭議較大案件的證人,法院原則上應當安排出庭作證;這類案件中,如果辯護人申請證人出庭的,法院原則上應當準許,對于不同意出庭的,法院應當出具文書說明理由。”呂紅兵說。

呂紅兵建議,規定證人出庭的條件,按照普通證人、被害人、鑒定人、有專門知識的人和偵查人員等將證人進行分類,根據證人所屬類別制定不同的出庭標準與依據;推行視頻作證,細化證人不出庭的處罰措施,明確出庭作證調查程序,從而進一步提升證人出庭率。

細化過程保護打消證人出庭顧慮

不想出庭、不愿出庭、不敢出庭……一直以來,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率普遍較低,是長期困擾我國司法機關辦案的一個難題,也是推進庭審實質化改革亟待破解的問題。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第一審判庭庭長嚴劍飛近日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證人之所以不愿意出庭作證,無外乎兩個原因——出庭的必要經費無法保障、害怕遭到打擊報復。

2018年9月,廣州市掃黑除惡辦牽頭,組織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市人民檢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研究制定出臺《關于證人保護的規定(試行)》,明確證人保護對象、啟動程序、保護評估程序,構建了系統化、合理預期性的證人保護措施,并將證人保護工作所需經費、裝備等相關支出納入財政預算。

證人保護規定實施一年多來,通過落實保護證人的各項措施,群眾敢于揭發檢舉、勇于指認作證,廣州幾家法院的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已提升到3%左右。

補足證人事前保護

不久前,廣州市公安機關在辦理李某某涉嫌敲詐勒索案時,對相關證人做了證詞收集工作。

“以往,證人證詞囊括在一本大案卷中,辯護律師閱卷時,證人的名字、家庭住址、電話號碼等一覽無余,個人信息暴露,證人就存在被打擊報復的風險。”天河公安分局相關辦案人員說。

而此次辦案,根據證人保護規定,警方專門接送證人至特定地點開展詢問取證工作,其間避免與本案無關人員參與,并對證人的個人情況和證言材料單獨立卷,與其他案卷材料分開移送檢察機關審查。這樣嚴密的保護措施,一直延伸到審查起訴、庭審的全過程。

我國法律法規對于證人保護的規定分別見于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及治安管理處罰法中。雖然從實體和程序上都作了關于保護證人的規定,但屬于事后救濟,只有證人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甚至實質性傷害后,才對侵害人采取措施。

“證人無論在審前、審中或審后都有可能遭到威脅報復。因此,證人保護應當貫穿于整個刑事程序中。”嚴劍飛認為,針對不同階段的證人保護工作,應當規范程序、統一執行標準。

證人保護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對證人保護進行了系統的細化規定。每一個階段,對應的公安、檢察院、法院等部門都必須把證人保護的必要性審查做在前面,及時對證人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現實性及其程度等進行評估,作出是否采取保護措施的決定。一旦評估認可證人保護的必要性,一整套保護措施將立刻跟進。

推動以審判為中心

9月3日,廣州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教育軟件學院教授謝某某殺害該校科研處處長羅某某夫婦一案在廣州中院開庭審理。鑒定人作為證人出庭,證實了案發時謝某某的精神狀況,顯示其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證人證言在某些案件里對于查清案件的真實情況至關重要。以本案為例,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直接影響案件的處理。”嚴劍飛說,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核心在于庭審過程實質化,這離不開以證人為代表的其他訴訟參與人在庭審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2016年6月,中央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健全證人保護工作機制,對因作證面臨人身安全等危險的人員依法采取保護措施。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從視頻開庭獲得啟發,利用相關數字設備,為相關案件的證人出庭作證設置視頻作證室;嘗試推出微信遠程視頻作證,證人通過微信小程序刷臉驗證進入庭審直播,無需親臨庭審現場即可作證。

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對出庭作證的證人使用與公眾候庭區域隔離的候庭場所,出入法庭均使用與公眾候庭區域隔離的通道,直接進入法庭內經過模糊處理的專設席位。采取司法保護措施的證人、鑒定人作證完畢后,安排他們先行離開法庭。

變更住所和姓名、對證人詢問的視頻音頻資料進行技術處理、給出庭證人安排專門通道……證人保護規定推出的一系列創新舉措,細化了保護流程,進一步保障證人的安全,形成公檢法多方聯動保護機制。

完善證人保護制度

盡管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保護證人的具體措施作出較為詳盡的規定,但證人保護仍存在多頭管理,分散執行的現象。

為促進各有關機關、職能部門不同保護措施的協調和銜接,證人保護規定明確了各部門的保護手段、措施以及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

證人保護規定明確,人民檢察院應當在接到案件的同時,與公安機關辦理證人保護的銜接手續。對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已經采取證人保護措施并提起公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收案的同時,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辦理證人保護的銜接手續,以保障證人的保護措施在案件不同階段的連貫銜接。

一旦泄密導致證人受到傷害,對涉嫌保護不力的相關辦案責任人將嚴肅問責。除了公檢法各自的責任追究機制外,檢察院還承擔偵查監督之責。在審查批捕過程中發現應當受到保護的證人沒有得到保護的,或者發現有濫用職權、違反法律法規適用證人保護措施的,應當依法予以糾正。

證人在法庭上履行完作證義務后,其人身財產安全能否得到后續保護?廣州市白云區人民法院嘗試建立證人回訪制度,特別是在涉黑惡案件中,由經辦人對案件證人以電話、填寫問卷等方式抽查回訪,在證人人身及其他權利未受到侵害時起到預防性保護作用。當證人人身及其他權利受到侵害時及時啟動事后保護程序,避免其受到進一步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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